Napster 的音樂分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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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pster讓點對點檔案分享大出風頭。然而,Napster技術的發明者實際上並沒有對技術做任何重大的創新。就像在網路方面創新上的每次大躍進一樣(在網路領域之外則也有部分被認為如此),Shawn Fanning 和他的夥伴們只是簡單的把那些早已被獨立開發的元件組合在一起。

結果就自然而然發生了。1999年6月,Napster 正式開放,在隨後的9個月時間裡,Napster積聚了超過1000萬的用戶。在以後的18個月中,該系統的註冊用戶接近8000萬。法院很快就把Napster關閉了,但是很快,出現了其他的P2P服務,並取代了它(當前最廣泛的P2P服務是Kazaa,它號稱擁有會員高達一億)。雖然這些服務系統在架構上各不相同,但是在功能上差別並不大:每一個P2P系統都能讓用戶把自己的內容對其他任意數量的用戶開放。透過P2P系統,你能與你最好的朋友(或者是20000個最好的朋友)分享你喜愛的歌曲。

根據幾項估計,相當大比例的美國人試用過檔案分享技術。Ipsos-Insight在2002年9月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估計,有6千萬美國人曾經下載過音樂,占12歲以上美國人口的28% 。NPD小組作的一份調查(發表在紐約時報)估計,在2003年5月,有4300萬美國公民使用檔案分享系統相互交換內容。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不是小孩。不管怎麼說,這些事實都表明,在這些網路中,有數量龐大的內容被「取用」了。檔案分享網路的便捷和便宜已經讓無數人透過這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欣賞音樂。
這樣的享受中有部分牽涉到對著作權的侵害,有一些則沒有。即使是前一部分,也只是理論上的著作權侵害,要計算出給著作權人帶來的實際損害,其複雜程度超出了人們的想像。所以,比這場爭辯通常出現的極端論調更為小心謹慎的做法是,認真考慮它所帶來的分享可能和所會造成的傷害。

檔案分享者分享不同種類的內容,我們把它們區分成以下四種類別:

A:有些分享網路的使用者把它當作購買內容的替代方式。因此,當一張新的瑪丹娜CD發行時,這些用戶不用直接購買CD,他們就能透過P2P輕易獲得。我們或許會就這樣的問題爭辯:如果人們無法透過分享免費獲取內容,是否他們中的每個人就真的會花錢購買呢?絕大多數的人可能不會,儘管有些人會。這後者是類別A的真正目標:那些下載而不購買的用戶。

B:有一些人,他們會在購買之前,用網路來試聽音樂。比如,一個朋友發送給另一個朋友一個他以前不曾聽說過的藝人MP3。這個朋友因此去買了那位藝人的CD。這是一種定向廣告,它的成功率很高。由於推薦唱片的朋友不會從糟糕的推薦中獲得什麼好處,因此人們會想當然的認為朋友的推薦應該很不錯。這種分享的網路效果會增加音樂購買的數量。

C:有許多人使用分享網路獲得是那些不再販售的,或在網外交易費用過高的著作權創作。這種分享網路的使用,對於許多人來說,非常有益。那些伴隨你童年,在市場上消失很久的歌曲,突然神奇的出現於網路中。(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當她知道Napster以後,她花了整整一個週末找回那些老歌,她驚訝的發現網路上的內容竟然這麼多樣化)。對於那些不再販售的內容,這種分享在理論上仍舊造成對著作權的侵害。但因為著作權人不再販售內容,所以經濟上的損失為零。就和我把收集的20世紀60年代的45轉唱片賣給本地收藏者一樣的侵權。

D:最後,許多分享網路的使用者用它來獲取那些不再具有著作權的內容,或者那些著作權人自己想送出的內容。

如何權衡這些不同種類的分享呢?讓我們從簡單但是重要的地方開始。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只有D類分享是完全合法的。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只有類型A的分享完全有害。類型B的分享非法,但明顯是有益的。類型C的分享非法,卻對社會有益(能夠接觸到更多音樂當然是好的),對藝術家也無害(因為作品在別的平台中無法提供)。如此看來,怎麼權衡分享的問題很難回答,絕對比針對這個議題的眾多老生常談要困難多了。

平均來看,分享是否有害,這一問題繫於類型A的分享的傷害力有多大。正如愛迪生對好萊塢、作曲家對自動鋼琴、授權唱片錄製的創作者對無線電廣播、廣播電視公司對有線電視的抱怨,音樂產業抱怨類型A的分享是對產業具有毀滅性的「偷盜」。

雖然許多人都表示分享有害,但是怎麼個損害法卻很難被測量。唱片產業譴責技術應對銷售的下降負責的做法由來已久。錄音帶的經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如同Cap Gemini Ernst & Young 所作研究中說的,「唱片大廠並沒進一步開發這個新的、廣受歡迎的技術,反而與其對抗。」唱片大廠聲稱每盒錄音帶相應減少了一張唱片的銷售,在1981年度,唱片銷售額下降了11.4個百分點的時候,這個產業聲稱它的論點得到了證實。科技帶來了麻煩,對科技的禁止或管制就成了對這個麻煩的解決辦法。

然而,那之後很短的時間,在國會還來不及制定相關管制法規的時候,MTV出現了,整個產業的紀錄立刻逆轉。「終於」,Cap Gemini總結說,「這個危機不是錄音帶製造者的過錯,不是它(因為它在MTV出現後並沒停止),而很大一部份上是因為唱片大廠在音樂上停滯不創新的關係。」

但是,僅僅因為唱片產業以前犯錯並不代表現在也錯了。評估P2P帶給這個產業、帶給整個社會(或者至少是那繼承傳統,得以帶給我們電影產業、唱片產業、無線廣播電視產業、有線電視、甚至是VCR的社會)的真實威脅—並不是分析類型A分享是否有害就夠了。它還要分析類型A的分享多有害,其他類型的分享多有益。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把問題聚焦在整個產業因為檔案分享而帶來的淨損失。整個產業的淨損失相當於A類分享所造成的損失扣除透過B類分享所獲收益之後的數量。如果唱片公司透過試聽這種方式而銷售了比網路下載而失去的銷售數量還多的話,那麼,分享網路給音樂公司帶來的是確實的好處。就統計數字來看,他們將沒有太多理由來打壓它們。

這是真的?整個唱片產業可能從檔案分享中獲益嗎?雖然聽來奇怪,但CD銷量的資料確實與這個推測很接近。

在2002年,RIAA報告說CD銷量減少了8.9%,從8.82億張下降到了8.03億張,總收入下降了6.7%。這再次驗證了過去幾年中出現的趨勢,雖然有多種導致CD銷量下降的原因,但RIAA還是認定網路盜版應對這種趨勢負責。例如,SoundScan報告說1999年以來,CD的發行數量減少了20%。毫無疑問,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CD銷量的下跌。價格的上漲,也是這種下跌趨勢的不能忽視的原因。從1999到2001年,每張CD的平均價格上漲了7.2%,從每張13.04美元升到了每張14.19美元。來自其他媒體的競爭同樣也對這種下跌負有責任。商業週刊的Jane Black注意到,High Fidelity的電影原聲大碟的標價是18.89美元,而你只要用19.99美元就能買到完整的DVD電影碟片。

且讓我們假定RIAA是對的。所有CD銷量的下跌都由網路分享所導致。這樣的話,我們就不難看到如下數字的彼此間的出入:RIAA估計有8.03億張CD被銷售的同一時期,RIAA估計有21億張CD被免費下載。如此一來,居然有CD實際銷量總數2.6倍的CD在網路上被免費下載,卻只減少銷售收益6.7%。

雖然對於這個下跌的數字,有太多同時發生的事情可以對此做出解釋。但是有個結論是無可避免的:唱片產業不斷的問,「下載一首歌和偷取一張CD之間有什麼不同?」但他們自己提供的數字說明了這種不同。如果我偷了一張CD,那麼就少了一張可以出售的CD。每取用一次就意味著損失一張CD的銷售。但是,從RIAA提供的基本資料來看,對下載來說,同樣的事情並不成立。如果每一次下載帶來一次銷售上的損失,如果每一次使用Kazza都搶奪作者的獲利,那麼,早在去年,整個產業銷售量就會面對慘烈的100%的下降。然而,實際上卻只下跌了7%。如果2.6倍於CD總銷量的CD數被免費下載,並且獲利僅下降6.7%,那麼顯然下載一首歌曲和偷取一張CD間存在著極大的不同。

這些就是所謂的損失—未被證實,或許是被誇大的,但讓我們先假設它是真的。那麼,好處是什麼呢?檔案分享或許加重了唱片產業的成本。但除了這些成本費用之外,它還產生了什麼樣的價值?

其中的一個好處來自C類分享,讓那些理論上仍舊受著作權保護但是不再有商業用途的內容能被取得。這類內容的數目相當多。有上百萬首樂曲不再作商業使用。我們可以推斷,部分內容是因為創作者不想讓它被使用而不能再被利用;但其中大多數的原因是:出版商和發行方認定讓它可被取得對公司來說無利可圖。

早在網路出現以前的現實世界中,對這樣的難題,市場有個簡單的解決辦法:舊書和舊唱片店。今天,全美國有數以千計的舊書和舊唱片店。這些商店從所有者那裡購買內容,然後販售出去。依照美國著作權法規,即便他們買賣的內容仍舊處於著作權的保護期內,著作權人仍然得不到一分錢。舊書和舊唱片店是商業的實體,它們的擁有者從他們販售的內容中獲取金錢利益。但和之前所提到的針對有線公司的法定許可一樣,他們的銷售行為不必支付任何費用給著作權人。

C類分享,非常像舊書和舊唱片店。但也有不同,因為提供這些內容的人並不是因提供這些內容而獲得利益。它的不同表現在,在真實世界中,當我販售一張唱片,我就不再擁有它了。然而,在電腦網路世界中,當某人分享了我1949年Bernstein的唱片「Two Love Songs」的時候,我依然擁有它。如果1949年唱片著作權人還在銷售我分享的內容時,這樣的差異將會因為與其產生競爭而變得很重要。但是我們所談論的是那些當前在商業上不再被使用的內容。網路透過合作的分享,不需和市場競爭就能夠提供這些創作。
設想著作權人從這個交易中獲得某些東西,它或許會更好。但是,僅僅因為它可能更好,並不應該就此禁止舊書店的存在。或者換個方法來解釋,如果你認為C類分享應當被停止,難道你不認為圖書館和舊書店也應該同樣被取締?

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檔案分享網路能讓D類分享發生,分享那些著作權人想要放棄著作權的內容或者不再受著作權保護的內容。顯而易見的,這些分享對作者和社會都有益處。科幻作家Cory Doctorow,在同一天於書店以付費方式和在網路上免費發行了他的第一本小說:Down and Out In the magic Kingdom。他和出版商都認為線上發表對實體書來說是個很好的廣告。人們會線上閱讀書的一部分章節,然後決定喜歡與否。如果他們喜歡,那麼很可能他們將去書店購買它。Doctorow的書是D類型的內容。如果分享網路能讓他的作品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那他和整個社會都會獲益(事實上應該說是獲得「更大」的利益,這本書真的很棒!)。(朱註:台灣的蔡智恆、藤井樹也面對一樣的選擇)

同樣的,對於那些「公共所有」的作品,分享給社會帶來的好處同時並沒有給作者帶來任何法律上的損失。如果,在努力解決A類分享問題的同時也摧毀了D類分享的機會,那麼,我們將會失去比保護A類內容更為重要的東西。

我們必須一貫堅持的重點是:我們可以理解唱片產業說「我們損失了這樣的數字。」我們一定也要問:「P2P所帶來的社會效益有多少?效率是什嗎?有什麼內容會因禁止它而變得難以獲得?」

因為,與我在本章第一節提到的盜版不同,多數因檔案分享產生的盜版是完全合法並且有益的。像我在第四章描述的盜版,這種盜版多由內容發行技術革新帶來傳播內容的新方式引起的。因此,和帶給我們好萊塢、無線廣播電視、唱片工業、有線電視的傳統文化一樣,我們應當對檔案分享問的問題是,怎麼保護它的效益的同時最小化(盡可能的)它帶給創作者的非法損害。這是一個平衡的問題。法律應當尋求這種平衡,並且也只有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夠建立這種平衡。

你可能會想,「但是,難道它不就是一場反對非法分享的戰爭嗎?難道它的目標不就是你說說的A類分享嗎?」。

我們也希望如此。但是到目前為止,它並不是。這個聲稱只單獨針對A類分享的戰爭後果遠遠超出了一類分享的範圍。從Napster案例來看,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事實了。當Napster告訴地方法院,它已經開發出了一種技術,該技術可以阻止99.4%的可被識別出的非法材料。但地區法院告訴Napster的律師說99.4%還遠不夠。Napster必須把違法損害降低到0。

如果99.4%還遠不夠,那麼,這就是一場針對檔案分享科技的戰爭,而不再是只針對著作權侵害的戰爭了。今日,沒有任何方式能夠100%確保P2P系統不被違法使用,VCR、影印機、手槍,也都是一樣。絕不容情的態度也代表必須徹底剷除P2P。法院的裁決意味著社會不得不停止P2P百分之百合法使用帶來的利益,僅為了將對著作權的一切可能侵害降低到零。

我們歷史中從來未曾如此絕不容情。這樣的態度不可能催生出我們今天所知的內容產業。美國法律的歷史,是一系列均衡進程的結果。當新的科技改變了內容傳播的方式,法律會在之後的某個時間做出調整以適應新的技術。在這種調整中,法律在保護技術創新的同時尋求確保創造者的合法權益。有些時候,它偏向給創造者更多的權利,有些時候則相反,給的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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